痴情清华校花与多情才子曹禺的倾世绝恋
共产党取得胜利前夕，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郑烈曾用专机拟将一家老小运往台湾。但在龙华机场，女儿郑秀却徘徊不登机，她说：“不是说通知了家宝（曹禺原名）一起去吗？怎么他到现在还没来？”郑烈哑然。见不到曹禺，女儿立意留在大陆。可以想见郑烈如何心如刀割地呼喊，想唤回女儿走出机场的脚步。然而女儿没有停步——跨出这一步，从此她与父亲就天涯两别。
而她不知，终此生，她也等不到丈夫曹禺的同行了。
年，因要安排曹禺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根据“新婚姻法”，一夫只能一妻，因此，周恩来亲自过问他们的婚姻问题。终于，因爱之名，郑秀同意离婚。听完裁判书的一刻，郑秀放声大哭：“过去我爱家宝，嫁给了他，现在我仍然爱他，我成全他，我同意离婚，希望他幸福。”
与清华校花的热烈初恋郑秀，字颖如，年出生于南京。其父郑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人物，曾与林文、方声洞、林觉民等一起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年秋，郑秀考入了清华大学法律系，清华的女生少，加之美丽时尚，一入校她就成了男生追逐的目标。比她高两届的清华西洋文学系的曹禺也在此列。曹禺聪明地利用清华一年一度的校庆戏剧活动对她展开热烈追求。他请求她出演由他翻译的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但郑秀并不起劲，拒绝了这个邀请。曹禺就动员她全宿舍的女生做好了劝服工作。
年5月26日，清华大礼堂里又是人头攒动，话剧《罪》开演了，郑秀饰演的孤女汪达、曹禺饰演的热血青年拉里，轰动了整个清华大学。演出之后，郑秀在清华的追求者更多了，还有男生趁着校庆参观女生宿舍时，把情书塞在她的枕头下。
曹禺与郑秀
面对情书，郑秀开始认真考虑恋爱问题，几番思虑之后，她觉得曹禺不适合自己，便开始有意慢慢疏远曹禺。连续被婉言推托，让深陷情海的曹禺抓狂，他天天在女生宿舍古月堂院子里徘徊，但越是等待，越觉得美人如花隔云端。女生宿舍不能进去，他就写了一封封诗一样的情书，在院子里为伊伫立到中宵。（他写《雷雨》一剧时，把自己整夜站在宿舍外的痴狂移植到了周冲追求四凤的场景。）
不知是相思情伤人，还是夜风伤人，他病倒了。那些与他同宿舍的男生就帮着传递“这几天万家宝是整夜的整宿的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种种相思细节，郑秀的心软了。
郑秀也不是对曹禺毫无感觉。就在演戏的某天，他们一起走路时，曹禺不慎把手上一摞书掉到地上，在帮他捡书时，郑秀不小心把他的眼镜也弄掉地上，突然近距离地观察到曹禺的眼睛，他眼神中的热烈光芒也曾触动过她。此时，听到曹禺生病的消息，郑秀赶到了清华园二号院的曹禺宿舍……
郑秀在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时留影年，国民党中宣部和教育部合办了南京国立剧专学校，曹禺应邀到校任职。这一年郑秀也毕业了，在南京审计部当科员。两人朝夕相处，爱情水到渠成。经两家协商，决定在南京举行订婚仪式。上海女画家王芝青回忆当时，“他们的订婚照放大，挂在郑烈客厅中，照片中曹禺微微笑”。彼时翁婿的关系很好，当《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郑烈还亲自到场，请亲友和政府高级职员看戏。随着《雷雨》的上演，曹禺在文坛、剧坛上犹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
抗战爆发后，日军轰炸南京。郑烈让女儿郑秀到芜湖避难。而曹禺则随剧校到达汉口。据当时与郑秀住在芜湖张家花园的表妹沈澧莉回忆，每天曹郑都情书往来，一日看到报纸宣传星象家屈能伸，“这引起郑秀的兴趣，于是我陪郑秀去看他。屈能伸说，郑秀应嫁给军界。郑秀说她已订婚，屈能伸问是什么工作，郑秀说是教育界工作，屈能伸说‘配错了’。郑秀大怒，大骂屈能伸，屈能伸还坚持说‘配错了’”……似乎冥冥中已有暗示，可是在热恋中的她，怎么会相信呢？
随着战事的推进，国立戏剧学校要内迁到长沙。到了长沙，曹禺和郑秀决定举行婚礼，并发电报征求双方父母意见。父亲郑烈只有一个字：“可”。婚礼在长沙青年会举行，证婚人是剧校校长余上沅。年初，曹禺一边参加抗日宣传，一边创作《蜕变》。因他在这期间还犯着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
曹禺与郑秀《北京人》的戏外情事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蜕变》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在江安，二人的感情发生了质的裂变。生活是磨人的，它的细节琐碎而伤人。比如卫生习惯，郑秀讲究干净，因此常催逼曹禺洗澡换衣服；曹禺却有名士脾气，偏不讲究这一套，郑秀无法，就把所有洗浴用品都准备好，然后把曹禺关进浴室，反锁上门，不洗澡不放他出来。曹禺则自有对策，早带了本书进浴室，还不时哗哗地拨动水盆里的水，让郑秀听了放心。等到郑秀再开门时，发现曹禺早抱着书睡着了，而澡却压根没洗。学生吕恩曾在一次课上还亲眼见到曹禺穿在身上的棉袍里逃出一只老鼠，当时把曹禺也吓得脸色发白。
郑秀在江安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而逃难生活枯燥乏味，曹禺的时日又多投入在事业中，郑秀的精神生活几近无有。她开始从打牌中找寄托，不但自己打，有时还要拉曹禺陪打。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而正在此时，他找到了新的灵感源泉——女生方瑞走进了他的生活。
曹禺
方瑞又名邓译生，安徽怀宁人，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曹禺在《北京人》这样描写“愫方”：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曹家的客人与学生很多。方瑞也来，先是说请他帮忙补习英语，后来替他抄稿子。有几次补课后，曹禺与方瑞在郊外散步。很快郑秀听到了流言，很不满，为此闹了一次。有一天，郑秀偶然发现方琯德家的佣人杨嫂向曹禺使眼色。郑秀便留了心眼，尾随曹禺出门，准备“捉奸”。曹禺到一个茶馆里坐下，正看方瑞的信时，郑秀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毛边纸写的信剩一半在曹禺手里，被他吃进肚里去了。郑秀从残信中看出，这是方瑞向他表白的信。
平静下来之后，郑秀深深懊悔自己太大意——她深知曹禺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他同她多次说过：“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他的炽热的感情，曾经燃烧过她的心，让她陶醉。她也懊悔有时对丈夫过于任性，要求不当。
在郑秀与曹禺的僵持中，曹禺开始创作三幕话剧《北京人》。年10月24日，《北京人》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首演。戏将近尾声，淡淡的红霞照着披着露水的翠泉修竹，愫方和瑞贞毅然地离开了腐朽的家，远处传来了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而郑秀不能想象，那正是曹禺一颗出走了的心的写照。
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方端曹禺与方瑞终于正式结了婚。“文革”时期，曹禺被打成“30年代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又被下放到农场劳改。方瑞，这位曾被朱自清在日记本里记为“需要一个保镖的女子”连惊带吓，于年的一天，在自家床上离开了人世，临死时床上各处散落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守望曹禺一生的女人郑秀离婚后，不久就离开了工作单位——人民银行，后到母校贝满中学、回民中学、聋哑学校、十二中当教师、校长。她一直未婚，每当家里做了好吃的总叫女儿送一份给曹禺。“文革”中，为了保护曹禺，也为了女儿不受株连，她取出珍藏了几十年的曹禺写的多封信件，让女儿万黛、万昭分别把这些饱含着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的幸福回忆她的寄托的信件一一化为灰烬。有天清晨，她偶然看见曹禺在北京人艺宿舍史家胡同附近打扫卫生，从此她天天都在不远处的拐角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
许多学生、亲友、儿女都看出郑秀对他不动如山的爱。此时方瑞已去世，曹禺身体不好，一次次住院，郑秀不顾自己生病，总让学医的女儿万黛白天黑夜地照料他。大家都劝他们复婚，但曹禺突然跟京剧名旦李玉茹结了婚。
曹禺故居年8月，郑秀因病逝世。临终时，郑秀曾提出要见曹禺一面，但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她是呻吟着“家宝”这个名字而离开人间的。郑秀去世之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作家万方在《女人心事》中有那么一句：“女人一生最黑暗和最耀眼的，都是婚姻和爱情。”她说：“我不想在作品中评判什么，这一点算是遗传了我父亲，他对每个人都怀有悲悯之心，哪怕是《雷雨》中的周朴园。父亲常说，每个人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理由。写作者，只是要找出这些理由，而不要恣意评判。生活本就无法评判。”作为作家，万方笔下的女性虽有不同的性格和生活体验，但她总结道：“最后写来写去，更多的是感受到她们的相同。无论柔弱或强势，女人对感情始终充满渴望与依赖。”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纳兰性德的一曲《浣溪纱》将那种人生的孤独凄凉感勾勒得触目惊心。郑秀，这位出身官宦之家又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曾同曹禺幸福牵手又无奈别离，如若也读到这首词，是否该有特别的凉意从心底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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