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谈金瓶梅定义了晚明时代的百科全
商伟
（蒋立冬绘）
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商伟教授，研究课题以元明清戏曲小说为主，涉猎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阅读史等领域，已在中国大陆出版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三联书店，）。近年来，他的兴趣集中在明清白话小说戏曲评点上，新著《评点与图像：〈红楼梦〉现象及其它》即将出版。同时，他也在写作一部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专著，已经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
在商教授看来，《金瓶梅》虽然可以被视作《水浒传》的“补作”，却“带给我们一个商业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世界讲述的是被《水浒传》扼杀的故事，遵循的是日常化的、市井的逻辑，以看似记流水账式的巨细靡遗的小说叙事，全方位地呈现了一个庞大的晚明社会，因此，他将《金瓶梅》称为“百科全书体小说”，“这样的作品定义了一个时代，是不世出之作”。
采访︱郑诗亮、石伟杰
您近来发表了好几篇关于《金瓶梅词话》的文章，最长的一篇是“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开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部《金瓶梅词话》（此后简称《金瓶梅》）偏偏从《水浒传》的武松打虎和杀嫂复仇开始写起？这也是学界和读者关心的问题，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商伟：我们讲小说史，通常认为董说的《西游补》是最早一部“补作”体的小说。实际上，《金瓶梅》出现得更早，依照当时文人的阅读习惯，也可以把它当成《水浒传》的补作来读。中国文学中很早就有“补亡诗”，补写《诗经》中“有义无辞”的篇章，所谓“补著其文，以缀旧制”。这一做法后来也延伸到了小说的领域。尽管《西游记》辞义俱全，但照样可以写《西游补》。
《金瓶梅》也是如此。它写武松为兄复仇，却没有像《水浒传》那样，一举灭掉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是误杀了李外传，被发配孟州。可是到八十七回，武松又回来了，并且如愿以偿，结果了潘金莲的性命。这样看起来，一部《金瓶梅》就是为潘金莲和西门庆多争取了四五年的时间，设想他们当初没有当即死在武松的刀下的话，会在这预支来的几年时光里，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作为《水浒传》的补作，《金瓶梅》讲述的正是被它扼杀掉的故事。它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虚拟叙述（“whatif”narrativ）。
《金瓶梅》对《水浒传》形成了重要的补充和替代：它把全部注意力都投注在被《水浒传》悬置起来或忽略不计的那个世界上。《水浒》好汉在个人历险的生涯中，也不时会在城坊里巷短暂逗留，或像武松这样，卷入一场始料不及的风波，但他们或无心恋栈，或被迫离开。总之，很快又接着上路了。《水浒传》是一部发生在路上的小说。《金瓶梅》恰恰相反，它所关心的，是被好汉们留在身后的那个定居世界的日常起居和里短家长。
这就不仅与《金瓶梅》的开头有关了，还涉及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关系，不知您是怎样来理解的？
商伟：武松来自《水浒传》的宏大叙事，是大于生活的传奇性人物，可是一旦进入《金瓶梅》的日常生活的灰色地带，便失去了光环和神力。面对这个“奸夫淫妇”和权钱交易的世界，他根本看不清幕后真相，一味蛮干，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武松横跨这两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水浒传》呈现了一个江湖历险的英雄传奇的世界，而《金瓶梅》却带给了我们一个商业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根据不同的逻辑构造出来的，它们之间难以沟通，也无法共存。
《金瓶梅》清代插图之一
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能够在西方文学中找到类似的例子吗？
商伟：理解中国传统小说和小说史当然不能拿欧洲小说来做比附，但参照来看，也不失相关性和启发性。梳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发展演进，让我们想到了欧洲文学史上从中世纪史诗和骑士传奇（chivalricromanc）到长篇小说（novl）的转变。
这一转变是以欧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堂·吉诃德》为标志的。它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时代，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但饱读骑士传奇的他，非要外出冒险，将书本里读过的英雄奇迹重新召唤回来，结果是张冠李戴，一错再错，最后濒临妄诞和疯狂。显然，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日常世界缺乏一个起码的概念，而这个日常世界却在他扮演的骑士传奇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展示了它铁一般的现实逻辑。所以，这部小说实际上正是通过挪用和戏仿骑士传奇，为自己提供了叙述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反讽（irony）和戏仿（parody）如此重要，它们不只是叙述修辞的手段，而是构成了小说这一文体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
如果与欧洲的情况相比较，《水浒传》多少有些接近史诗和传奇，而不是以普通人为主角的novl。早期的《平妖传》和《封神榜》等笔涉神魔法术的作品，以及《三国演义》这样编年体的历史叙述，与novl就相去更远了。但《金瓶梅》的情况大不相同，它把目光投向了市井背景上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的主角是西门庆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也毫无来历的市井商人，它所写的正是他从发迹变泰到自我毁灭的一部个人家庭生活史。
从形式上看，《金瓶梅》以日常琐事的片段化叙述和人物对话，替代了《水浒传》的源自史传的宏大叙事的情节结构，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无妨说，中国的长篇小说是从《金瓶梅》开始的。它对《水浒传》这一类英雄传奇的频繁挪用和戏仿，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更有趣也更重要的是，它在自身的叙述当中，以最具体、最鲜活的方式，呈现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这一历史转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们之间在内容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在文本上却盘根错节的这一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
《金瓶梅》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关于小说兴起的叙述。
《金瓶梅》清代插图之二
如果把文学上的这一变化，放到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可以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又能够得出哪些结论？
商伟：的确，“日常生活世界”的转向，不只涉及小说的主题、内容和叙述形式，还与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直接相关。从历史上来看，日常生活世界正是商业化城市发展的产物，可以追溯到宋代。《金瓶梅》将时间设置在宋代，并以叙述的形式，对至晚明而蔚为大观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做出了观察和总结。
任何一个时代都离不开衣食住行，也包括了日常生活场域，但“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作品，以虚构和叙述的方式，为它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写照。而小说又并非孤例而已，它本身也构成了伴随社会变化而来的知识、话语和叙述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查尔斯·泰勒（CharlsTaylor）在《自我的来源》中特意将“日常生活”或“普通生活”（ordinarylif)当作一个范畴，来描述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界定。泰勒从宗教改革之后对基督教传统的重新解释开始，强调了它对现世生活的全面肯定。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