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人老舍

如果我将现代文学大师老舍称为“两面人”，肯定会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谴责，然而在读了有关老舍的传记之后，我们不得不认同曾经与老舍共过事的著名作家林斤澜的这个说法。“林斤澜认为老舍是应该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东方出版社年11月版，第页，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注页码。）根据林斤澜在《两个作家》中对老舍的描述（第-页），这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文学大师在年以后与丰子恺非常相像，呈现出真假两种面目（参见孙德喜：《真假丰子恺》，《闲话（十三）苦苦跋涉》，青岛出版社年1月版，第33-44页），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旗人出身的老舍既生不逢时，又生当其时。说他生不逢时，是指他生活在20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他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在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惨死，满清八旗子弟已经不再是贵族，早已被边缘化了、平民化了，而中国先是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后来经历了内战炮火的摧残，继而又遭受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革”的浩劫，而这注定了老舍人生的荣辱与沉浮，命运的波折与灾难；说他生当其时，是指老舍毕竟不是生活在旗人受到严格控制的时代。清朝后期，旗人，即使是“天璜贵胄”和王爷贝勒们，都没有随意离开府邸到外地出游的权利，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而老舍出生时，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不久就随着整个封建制度一道一命呜呼，因而对于旗人的种种限制也就很快消失，这样，老舍不仅可以离开京城，甚至可以漂洋过海，到英美去教书和交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不仅是文化界的名人，而且还一度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出身于晚清时代的旗人之家，再加上家庭的因素，塑造着幼年的老舍，具体来说，“父亲的惨死，八国联军的烧与抢，贫寒的家世，坚强的母亲，都对老舍的童年人格增添了色彩，萌发了他的爱国爱民心”（第37页），宗月大师刘寿绵则以其行动给予老舍深刻的影响，培植了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从而为老舍在年后仍然保持着他真实的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是波云诡谲，变化莫测，既受到无数知识分子的推动和塑造，同时也反作用于他们，改造着他们，令他们朝着自己所不曾料想的方面变异。老舍曾经表示，他非常感谢“五四”，因为“五四”让他变成了作家。然而“五四”是十分复杂的，既有以科学与民主实行思想启蒙的一面，又存在着“非理性、反历史的思想误区”（第53页）。既然如此，那么，老舍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并不只是单纯接受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想，肯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非理性、反历史的思想误区”，再加上“五四”以后数十年中各种政治思潮和运动对他思想的渗透，进而为他后来虚假一面的出现提供了足够的土壤。因此，老舍传记之一的作者蒋泥指出：“老舍同样得益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也自觉加入民族救亡运动中，亦曾数度迷失自我。……在他们身上，既有特别现代的理念、性情，又有特别‘传统’的思想、‘包袱’。而它们确实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只不过他本人不一定能够完全觉悟到罢了。”（第54页）

老舍的好朋友梁实秋认为，老舍“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应该相信梁实秋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梁实秋虽然不能像曹禺那样与老舍交往长久，但是他本身就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对同是自由主义者的认识和了解更清楚一些。而且，老舍虽然在许多时候与政治产生不少纠葛，但是他仍然以“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的人道主义坚守着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将他的真假两面剥离开来，我们就会看出老舍的真实的一面——他的某种独立性和批判性。我们相信，如果不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那么老舍就可能不需要虚假的面具来掩饰自己，就可能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大胆前行。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知道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老舍不仅在战火中痛失长篇小说《大明湖》文稿，而且日军占领北平让老舍痛失家园，导致他与母亲、妻儿长期分离，就连他所喜欢的青岛也遭到日军的蹂躏，他遭遇到颠沛流离的痛苦。因此，老舍理所当然积极投身抗战。作为一个文人，投身抗战，自然是利用自己手中的笔，这就使他的写作不仅热衷于通俗文学，而且越来越多地承载着“政治”因素。渐渐地，老舍意识到自己似乎陷入到“政治”的陷阱之中。然而，他感到矛盾，一方面他要鼓动和宣传抗战，那他就不得不容纳那些他并不喜欢的“政治”（他在《猫城记》中就表达过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以致于对“八股”的容忍；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写作理性强化了，艺术下降了。针对这样的情况，老舍颇感无奈，他在《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中写道：“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第页）当年老舍说这话虽然有些无奈，却还是有些底气的，那时他毕竟没有滑落到功名八股的泥淖里，但是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的情况下，老舍终究守不住这个底线，不得不写些功名八股以应付环境。

在抗战期间还有一种力量将老舍拉向左翼政治。年2月，老舍在武昌接受了胡绍轩的邀请赴宴。胡绍轩这次宴请名义上是为他主编的《文艺战线》组稿，实际上是为老舍接触赵清阁牵线搭桥。对于老舍与赵清阁的爱情，人们大多知晓。那时候，老舍夫人不在身边，有了赵清阁的爱情，老舍的生活才能滋润而充实。但是，很少有人知晓，赵清阁并不单纯是一个让老舍爱恋的女人，她还是善于搞“统战”的周恩来安插在老舍身边的一粒棋子，目的就是将老舍这个自由主义者拉到中共方面来。据了解，赵清阁很早就认识洪深、王莹、欧阳予倩、郭沫若、茅盾等左翼文化人，并与他们密切交往。“她很有条件那之前就成为培养对象”（第页）。既然负担着周恩来所托的重要使命，赵清阁自然成为老舍在抗战期间最亲密的人，当然也就不辱使命帮助老舍向左的方面转化。年，老舍与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前往讲学一年。然而，1年过后，老舍由于国内内战爆发而没有立即回国。他觉得美国虽然不是理想的写作之地，但是毕竟比战乱中的国内要强，于是就在曹禺回国之际，他留了下来，直到年初。如果老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那么他就很可能一直留在美国，甚至还可能设法将妻儿接过去，但是老舍的思想中已经融入了一定的左倾意识形态。而中共领导人还是了解到这一点的，在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没有见到老舍，觉得很遗憾，“他需要老舍这样的大作家歌唱新中国”（第页），于是派阳翰笙跟赵清阁谈谈，让赵清阁给老舍写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老舍接到赵清阁的信后，很快下定决心，决定回国”（第页）。

年元旦刚过，老舍就从美国回来了。对于他的到来，领导人相当重视，周恩来在他回来的第二天就在阳翰笙陪同下到老舍暂住的北京饭店来看望他，而且在见到老舍腿有疾患，行动不便，于是给他配备专车。官方的这种热情就像10几年前丁玲初到陕北时所受到的款待一样，共产党太需要大作家来唱颂歌，来作宣传了。为了进一步体现出对他的重视，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纷纷给老舍以各种头衔。据蒋泥所列，差不多有30种（参见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这么多头衔就是老舍本人恐怕也未必能够记全，从古到今虽然不一定是最高记录，但拥有这么多头衔的恐怕不多，超过这个数的更是少见。既然中共如此热情地对待他，器重他，那么老舍自然心中有数，他当然要报答中共的知遇之恩，于是改变了创作路径，背弃了过去所倡导的“为人生的艺术”，进而把自己降低到小学生的地位，表示从头学习，竭力让自己适应新时代的形势和社会的要求。他虽然曾经在英美生活了一些年，对于英美的民主与自由，一定不会陌生，但是他现在已经将让自己适应新的时代与新的社会作为首要任务，至于他过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特性则是越来越淡化了。就此我们可能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吃软不吃硬”的特性呢？可能存在这一问题，他们虽然受到过五四民主思想的启蒙，虽然接触过西方的自由思想意识，但是只要统治者抬举他，器重他，宠爱他，那他就很容易成为现代的诸葛亮，为眼前的刘备式的明君青睐而感动和感激，并且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自己的满腹才华来报答恩主。老舍不仅并不例外，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老舍在回国后很快对时代的大气候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深知新时代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就是服务于政治，一切听从统治者的命令与要求。他认识到自己必须转到“遵命文学”方面来，至于这样的转向到底是利是弊，他似乎已经毋需思考了，因为已经有不少作家与他一样正在开始这种转变。郭沫若表示他以前创作的那些经典之作应该统统烧掉，叶圣陶忍痛删改《倪焕之》，曹禺作了自我否定，按照别人的意见“修改”《雷雨》、《日出》等传世作品（参见孙德喜：《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和事》，青岛出版社年1月版，第71-85页）。老舍则跟着统治者的节奏跳舞，围绕官方的指挥棒转，去写“遵命文学”。他一时写不出好的东西来，就学着叶圣陶、曹禺的样子，拿自己在30年代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未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分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参见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老舍的这番转变不仅有郭沫若等人作出了表率，而且还有许多“朋友”的推动，鼓动、促使他写那些“遵命文学”。当老舍写下了产生巨大影响的《龙须沟》，并且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之后，他似乎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新路子，非常顺手，“有求必应”，“到了年，他发表剧作23部，水平互见高低，大部分作品，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也显示了他不顾成败的‘冒险’，生活准备不够，‘只好东拼西凑。’”（参见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

自年代初回国以后，老舍的写作是非常积极的，可是令他感到不便的是，他的腿部有疾患，行走很不方便，即使配了专车，他也不能像常人那样到基层和现场“深入生活”。但是，老舍的写作积极性不减，这就给他带来了问题——不熟悉“生活”，怎么办？“人艺（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引者注）领导就派林斤澜下去采访，找素材给老舍。老舍再借阅一些文件，大体了解附近市民的社会状况，根据它们写出剧本。这就叫‘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第页）令老舍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一写作“经验”到了“文革”期间竟然被总结为一项创作主张（参见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年3月版，第31页，王庆生、王又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年6月版，第页）。老舍的这种写作当时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被认为是“直白，政治化”（第页），然而，周恩来却予以肯定，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第页）。谁能料到，“党所需要的”，竟然是“直白化，政治化”的写作！真令人难以理解。而老舍仿佛陷进了这个泥坑不能自拔，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展开，老舍虽然知道写作应该与写作对象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但是他却欲罢不能，跟着运动跑，为眼前的政治牵着鼻子走，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进行写作，而他自己也明确表示要做“歌（功颂）德派”。这样一路写下来，老舍很难顾及艺术上的得失，因为“歌德派”的本质就是将政治宣传与教育功能放在首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老舍创作了《春华秋实》、《无名高地有了名》、《青年突击队》、《女店员》、《红大院》等作品。然而，这些作品究竟给老舍带来了什么呢？除了官方的认同和肯定外以及由此带来的虚幻的荣耀之外，什么都没有。陈徒手记述了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的感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一九五五年写《青年突击队》，一九五八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第页）老舍的这种写作让人很容易想到了黑熊摘玉米棒，摘的是不少，但是怀里总是只有一只，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连手里的这只不知什么时候也掉了。如果说在-年代，老舍还留下不少传世之作，那么此时他给文学史究竟能留下什么呢！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多大的悲哀。

老舍的这种积极不能完全说是一种表演，他的思想同时还包含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应付，他在许多时候还是积极迎合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改造思想》、《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文艺新生命》等文章（参见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看到他的思想脉动。在这些文章中，老舍表示他要站在人民里边而不是上边，进行写作，根除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里所谓的优越感，其实是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姿态与他应该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他要向人民学习，说人民的话。其实，在人民被抽象化的时代，真正的人民早已被虚化了，空洞化了。所谓的人民不过是统治者打着的一个幌子，实际上就是要求向最高领导人学习，说最高领导人想要说的话。事实正是如此，到了大跃进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作为人民主体的农民受到折腾并且受到饥荒困扰的时候，真正为人民说话的彭德怀却被拉下了马，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并在“文革”中遭到残酷批斗乃至送了性命。老舍在这些文章中还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文艺生命。严重的个人崇拜迷住了老舍的眼睛，让他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将自己的艺术生命植根于别人的指示里。这样的精神侏儒怎么能让艺术生命生长成参天大树！

但是，老舍毕竟不是郭沫若，他还没有堕落到郭沫若乐于在众人面前向权贵江青朗诵起马屁诗的地步（参见孙德喜：《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与事》，第页），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虽然不便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内心的焦灼，但是他给海外的朋友隐秘通信中有所流露：“他本人都越来越迷惘，渐渐从满腔热情地真诚响应、改造，过渡到明白了自己终究不过是个‘资产阶级老人’，跟不上革命的步伐。”（第页）在极权统治下，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知识分子，无论怎样努力改造自己，去适应统治者的要求，都不会令统治者满意的，因为作家的创作毕竟是以自己的思想为创作基础的，即使他一时可以按照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要求去写作，但是他心灵深处的思想独立意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况且极权政治总是变幻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同样，知识分子虽然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怀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心理，一度与统治者形成比较亲密的蜜月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会长久，因为在知识分子那里多少还有理性的残存和不灭的良知，而他的理性和良知则是横亘在他与极权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老舍在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时候，终究有所醒悟，他终究和极权者行走的不是在一条道上。然而，在强权面前他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既不能表达出来，更不能反抗。他只能隐忍着，再加上写作上貌似成功实则失败，作为文学史的文学大师，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泡沫式的伪艺术。他曾一度检讨自己“10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动动笔……可是我没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来。”（第页）他还告诫人们：“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当名人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第-页）老舍的这番话看似破除青年人的名利思想，实际上所表达的自己的人生教训——“牺牲个人的自由”与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将他这个大师改造成了平庸的匠人。他深知如今的时代不是年以前的中国，更不是现代的英美，而是一个铲除名利思想，消磨个性和名人的时代，一个人成了名，就意味着对别人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是极权者所不愿看到的。在极权者这里，任何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都将是对自己权威的潜在威胁，因而必须通过对其进行思想改造来予以铲除。而思想改造的结果不仅消磨人的个性，而且消除人的思想，将名人改造成庸人，或者利用名人的影响令其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讲一些与自己角色相匹配的套话、官话、废话和违心的话。”（第页）郭沫若的人生就为人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想想自己的过去的辉煌与未来的黯淡，怎么能不陷入了精神痛苦之中！

同样令老舍痛苦的还有他在写作中沦落为别人手中的木偶。在他的上方有许多绳子牵着他，而绳子的另一端由不同的人操控着，别人只要将绳子抖一抖，他就得跟着动一动，虽然他是名人，曾经是文学大师，但是此时他身不由己，只能跟着别人的节拍起舞，别无选择。年，他的剧作《女店员》上演，很快他就收到各方面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这些意见集中在“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等政治方面。老舍得到后不得不“依据二十六条意见，对本子大致修补一番，以便对各方面有所交代。刚喘了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了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的一场戏……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第页）这些意见无论来自何方，无论是否有利于对作品的完善，老舍都不得怠慢，因为这些意见都与政治关系密切，大意不得；而且不少提意见的人不在于是否懂文学，而在于都有一定的权力。那些身为宣传部长和文化部长的官僚们，看了文艺作品（演出），就得提些意见，否则就不能显示出自己的领导水平和能力，就不能体现出自己对文艺的关心和爱护；如果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那他们不仅觉得很没面子，而且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所以总是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必须俯首帖耳，予以采纳。而作家们虽然有名气但是毕竟很少掌握大权的，那他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即便是老舍这样担任着全国文联副主席职务的大作家也不能例外。他实在憋不住了，于是在年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发了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得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第页）即使他从年开始创作，经历数年完成的《茶馆》也招来了许多批评，而这些批评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苛求。

老舍一方面紧跟政治，紧跟时代，跟着别人的节拍起舞，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消解自我，放弃自我，他在某些时候还是让自我流露一下。这是老舍非常可贵之处，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在那个年代那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两面人”：“歌德”与暴露，“紧跟”与独立在他身上都有呈现。他声称自己是“歌德派”，而且写下了不少“歌德”作品，然而他在年下半年到年上半年之间，在政治气候相对宽松的时候发表许多文章，认为“一味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会渐次扩大，迟早酿成大患。而且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悲剧。”（第页）人们看到，就在他紧跟政治写下了《春华秋实》、《无名高地有了名》、《青年突击队》、《女店员》、《红大院》等作品同时，看到了他在年底就暗暗地酝酿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他的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完成，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永远的遗憾，但是他的这次写作毕竟具有独立自主的选择，体现了他个人的写作意志。同样体现他个人意志的是，当他曾经赞扬过的邓拓的《燕山夜话》遭到批判的时候，老舍没有转变自己的立场，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为邓拓的这部杂文集辩护，但是没有落井下石，只保持沉默。年，老舍访问日本回来后写下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是在国内竟然不能发表。到底什么原因？蒋泥在提到这件事时没有说明（参见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其实原因很简单，据我猜测，极有可能是老舍的写作与官方的意思不符，或者说没有按照官方的意思去写作，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和意见，是他摆脱木偶状态的独立写作。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老舍虽然并不理解，但是他紧跟的特性决定了他与茅盾等人一起写信公开表示支持和拥护，然而他没料到自己很快变成受迫害的对象。此时，他的命运则是由“两面人”所决定的。老舍的痛苦和他某些时候的个人意志的呈现让统治者觉得他并不可靠，他终因自己的行为——与彭真合谋在他主编的《北京文艺》上发表遭到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罢官》——进而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最初，老舍可能还为自己的紧跟而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以为对他的迫害不会太严重，很快会过去，因而他在一次集会之后，告诉巴金：“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指周恩来和陈毅——引者注）。”（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第页）因而他在遭到批斗的间隙，还有闲心思与林斤澜讨论小说的语言问题：“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第页）显然这是老舍的误判，他的善良与厚道令他想象不到现实的严酷和政治的凶狠。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他就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侮辱和毒打，这才深切地体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年11月翻印，第17页）他更想象不到原来针对“土豪劣绅”的熊熊革命烈火居然烧到他这个“人民艺术家”的身上，他这个“有心机”、“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两面人”逃脱不了被严重烘烤的命运。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毒打和羞辱彻底摧毁了他的自尊，令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最终自沉太平湖以示对他曾经歌颂和赞美的这个时代和社会作出最强烈的抗议。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农村，在乡下生活了20年。大专毕业后，在中教系统工作8年，主要担任语文教师。硕士毕业以后在苏北某高校任教。世纪之交在武汉大学读博士，年回扬州大学文学院工作，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教过几门课、出了几本书，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跑过几个国家、交了几个朋友，喝过几杯浊酒，写下几首歪诗。座右铭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开拓无限。”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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