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曹禺的友谊
一
年2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召开座谈会，这个会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
年春，周总理在人艺与大家联欢。
在这个会上，周总理曾经多次讲到了曹禺和他的创作。
周总理的讲话是很值得深思的，周总理适时地、恰当地采用了“新迷信”的词，说明“某种束缚”在客观上是一种错误的“迷信”；在主观上是大家不应该接受的“迷信”。他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承认了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某种束缚”和“新的偶像”，又告诫作家们不能盲目地予以接受。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说出这种冒有政治风险的话来是令人震撼和佩服的。正如有人所言——“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难能可贵的‘小阳春’。”
周总理接下来直截了当地提到了曹禺：
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
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也不怪我。
……
《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总理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实例，更准确、更尖锐、更深刻地剖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危害极大的文学创作上的“新的迷信”。
周总理继续极有人情味地嘱咐说：“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周总理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充分地表现出对曹禺和作家们（特别是老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曹禺
曹禺多少年以后，这样激情地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
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一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
与这次紫光阁会议相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曹禺在会上说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创作命题：“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我写过一点东西，常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总理的号召之下，推动之下，鼓励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来，开诚布公地去针贬时弊、匡正时弊的。而且，他又勇敢地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针对“左”倾思潮的弊端，谈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很深刻的看法和想法。
就在这以后的不久，一个春天的夜晚周总理请几个文艺界的朋友吃饭。曹禺也参加了。席间，周总理谈到文艺创作问题。他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男子，不要搞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嘛。”
周总理这时把脸转向曹禺，“老同学，你就写写王昭君吧！”曹禺想了想，笑着点点头。周总理很高兴，马上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王昭君》剧本早日问世干上一杯，并且，带头喝干了杯中酒。
北京人艺话剧《王昭君》
后来，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曹禺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请，来到草原参观访问，体验生活。他在古朴的蒙古包里席地而坐，和蒙族群众一起喝奶茶，吃手抓羊肉，还和孩子们摔跤，虽然年纪已经51岁，甚至还学习了骑马。
二
年12月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天气格外的冷。
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万籁俱寂，曹禺的全家都已经入睡。在一阵急促、响亮又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破门而入闯到屋里来。曹禺从梦中惊醒，预感到大祸临头。这时，“红卫兵”喝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
在茫茫的黑夜里，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屋里不准开灯，所有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次日清晨，天渐渐亮了起来。曹禺偷偷地侧目一看，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刻，周总理听到了有关方面的报告，马上赶到关押现场。周总理对“红卫兵”的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赶快把他放回去！”于是，曹禺才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
年的金秋季节，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张颖，突然来到曹禺的家里。张颖亲切地说：“前几天，总理接见外宾，我见到了他。总理特意问曹禺近来怎么样？”曹禺听到以后，顿时语塞，一下子忍不住地热泪盈眶了。
张颖继续说：“我汇报总理，曹禺的夫人方瑞已经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体都不大好。总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该去看看他才是。并请代表我和邓大姐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曹禺连连点头，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
张颖还说：“曹禺同志，您要振作起来，好好保养身体，国家需要您作出贡献。”第二天，张颖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说：“这些同志都是中国的宝贝，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出来。这样，过几天，你给安排一下，先让曹禺出来接待一次外宾，亮亮相，看看社会反应以后再说。”
接下来，张颖出面安排曹禺与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话剧老艺术家千田是也见面，并且在媒体上进行了公开的报道。从此，已经失踪七年之久的曹禺又出来了，顿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国外有的媒体这样写道：“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重新复活了！”
又过了不长的时间，曹禺以激动万分的心情，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给人民，希望能够得到一份适当的工作。周总理看过信以后，马上作了批示，表示同意曹禺的意见，支持他出来工作。至此，曹禺才正式得到“解放”，恢复了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干部的身份。然而，曹禺深深懂得自己的“死而复生”是和周总理密不可分的，他定会牢记终身的。
年初，曹禺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亲自见到了久违多年的周总理，并且听到了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此刻，曹禺已经得知周总理身患重病，因此心里不止一次地暗暗祝福着，祈祷着，期盼着。甚至，他竟然想到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周总理的生命。
三
年1月8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沉痛的语调宣布了——周恩来总理已经逝世。正在家里的曹禺听到以后，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再一次听到播音员说出“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心脏往下一沉，眼泪如同决了堤的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不可遏止。
后来，曹禺坐在那里，欲哭无泪欲泣无声，嘴里不断喃喃地、反复地说着：“……周总理去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在那些日子里，曹禺不止一次背诵着天安门广场上，在千万人当中流传开来的一首诗歌——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发出文件，宣布给曹禺平反落实政策。这时，他含着泪水微笑地说：“我相信，我已经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年，曹禺写过一篇《应该记住》的文章，记述当时的一些情景——
十年前的一天，我的小女儿（万欢）很晚回到家里。
她一进门，径直走到我的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
此刻，曹禺仿佛又看见了周总理，而且周总理也在和大家一起欢笑不已。
也许，曹禺对于这一点的体会是最深刻的，最难忘的，最痛心疾首的。因为他爱周总理，爱得让人“心疼”！
那时，曹禺仿佛是自己患了一场大病，确乎是——
“相思长相思，相思无极限。
相思苦相思，相思损容色。”
作者系北京人艺著名编剧
来源：《晚晴》年第1期（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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